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
苏轼可是北宋的个中大才，诗歌、词曲、绘画、治政，这些他样样都行。老百姓爱他，同行也很尊重他，可朝廷却总是对他冷淡，几次都把他发配到地方去。

乌台诗案这件事真是让人唏嘘，苏轼被贬到黄州，后来又是被流放到海南，官职也是时高时低，命运变化简直让人捉摸不透。

仕途起点

话说大宋嘉祐二年，也就是1057年，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一起去参加进士考试。那时候的主考官可是文坛大咖欧阳修，他一看到苏轼的试卷，立马眼前一亮。

他写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可谓是别出心裁，气势磅礴，欧阳修一眼看上去就决定要给他头名。

苏轼一时间轰动了京城，瞬间变成了那个年代的“网红”。连欧阳修、梅尧臣这些文坛前辈都对他赞不绝口，大家纷纷认为这小伙子前途无量，朝廷肯定会器重他。然而，十年后他的命运却发生了大逆转，仕途一路坎坷，不再如意。

几年后，他终于通过了更高级的制科考试，被任命为“凤翔签判”，正式踏上了地方政务的道路。不过，凤翔这地方比较偏僻，跟京城那可没法比，真是让人唏嘘啊。

苏轼可不闲着，政绩斐然，还写诗练字。一天，苏家发生了变故，老爸苏洵去世，苏轼只好回家守孝。

一等就是三年，这期间仕途完全停滞。等他再次踏入政坛，京城的局势早已大变样。

王安石变法

宋仁宗去世，新皇宋神宗开始治理。新上任的官员总爱来几把火，神宗决心要改革，重用王安石来搞变法。推出了青苗法、免役法和保甲法，目的是想让国家强盛、百姓富裕。可这些新法一出，各地的怨气可真不少。

苏轼看到这情况，他其实并不反对变法，但觉得王安石这人太急了。这么大一套工程得慢慢来，他直言说：“治国就像治病，不能猛药去治，反而会伤了根本。”但新皇和王安石根本不把这话放在心上。

苏轼的态度惹怒了新党，变法派觉得他不合群，在关键时刻唱反调，因此把他贬到杭州任通判。杭州风景好，确实是个好去处，但对苏轼来说，这无疑就是被“边缘化”了。

在杭州，苏轼的治国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示。他组织民工修复西湖堤防，还修建水闸，确保农业的灌溉，真正是为民办事，手艺了得。

百姓们都感激他，十分爱戴他，不过这些成就却没能引起朝廷的关注。他接连被调任，先是去密州，接着又到徐州。

在密州这段时间，苏轼创作了广为人知的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，词句豪情万丈。然而心里却有些郁闷，朝廷始终不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。他的空间越来越局促。到了徐州，他虽在抗洪救灾中表现出色，但仕途仍然没啥动静。

1077年，苏轼调到湖州，刚到任就给朝廷上书，提到新法的问题，这可真是触动了变法派的敏感神经。不久，他便遭遇了一些麻烦。

乌台诗案

1079年，苏轼到湖州上任，刚一到就给朝廷上了封信，标题是《湖州谢表》，表面上是感谢皇帝的提拔，实际上却暗暗含有对新法的讽刺和批评。

王安石的新党支持者把这篇文章视为挑衅，加上之前就存在的矛盾，苏轼于是成了被重点关注的对象。

新党开始搜罗他的“证据”，苏轼平时就喜欢用讽刺的口吻来调侃朝廷，结果成了被攻击的理由。有人断章取义了他的诗，指责他对皇帝不敬、讽刺朝庭，最后因为“诽谤朝政”的罪名把他抓了起来。

这起事件被称为“乌台诗案”，苏轼被押回京城，关进了御史台的大牢，危在旦夕。甚至在狱中，他写下遗书，做好了赴死的打算。狱卒还给他念诗：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
最后的判决并没有将他定为叛国罪，在朋友们的努力下，苏轼活了下来，却被贬到黄州当了个名存实亡的“团练副使”。这对他的人生轨迹来说是个巨大的变化，从京城的英才变成了地方的弃官。

不少老党派的官员们四处活动，努力为苏轼求情，经过将近四个月的审问，朝廷最终没有把乌台诗案定性为“叛国”或者“大逆不道”。

苏轼虽然逃过了性命的危机，却被贬到了黄州担任团练副使，这个职位没有什么实权，实际上就和流放到边疆差不多。

苏轼被押送到开封，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，过得十分苦，狱中的生活条件真是不敢恭维。他深知自己可能难以活着出去，甚至写下遗书：“我死后，就葬在江边，让家里的人别为我的事操心。”对生死他看得很淡，可对家人的安危却是心中挂念。

在黄州，苏轼的生活与以前的仕途简直天差地别。他没有了俸禄，完全靠自己种地过日子，日子过得相当清苦。此时，他开始反思人生的无常与本质，努力在苦难中寻找到一点乐趣。

在黄州的四年，尽管物资匮乏，苏轼却心态开朗，创作了不少流传后世的名篇，如《赤壁赋》和《前后赤壁赋》都在这段时光问世。他的思想渐渐从之前的积极进取，变得更加洒脱，开始坦然面对命运的起伏。

尽管他心态开朗，却始终无法完全摆脱现实的束缚，苏轼的生活就像那句“文章惊天下，仕途不如意”。自1079年起，他再也无法回到政治的中心，成了党争中的一颗棋子。

元祐更化

1085年，宋神宗去世，年轻的宋哲宗登基，司马光这个旧党领袖重新掌控大权，开始推行“元祐更化”，全面撤销王安石的各种新法。

苏轼也迎来了他仕途上的短暂辉煌，被召回朝廷，担任翰林学士和礼部侍郎等职务，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心。

苏轼在政治上的态度还是挺小心翼翼的，他既没全力支持旧派，也没完全否定新派，两个阵营对他都不太满意，但又无法忽视他的才华。

他在负责修缮西湖时，主持修建了“苏堤”，有效解决了西湖的淤塞问题，这件事至今让杭州的老百姓感激不已。

政治局势转眼间就发生了变化，1093年太皇太后去世，哲宗开始亲自执政，新党再次掌控了局面。这回新党的头儿章惇比王安石更加强势，对苏轼的敌意也更明显。

1094年，苏轼被贬到惠州，这地方早已离政坛遥遥无期，算是个偏僻的小地方。可章惇却没打算放过他，依旧在背后暗中给他施压。

1097年，苏轼被流放到了更远的儋州，当时的海南还没开发得那么成熟，常被称为“瘴疠之地”。来这里的人，几乎都没啥机会再回去。

在儋州，苏轼依旧没放弃希望，他在海南办学堂，教导当地百姓，把中原文化引入这片偏远地区。他的乐观精神，真是让人佩服，超乎了常人的认知。

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尽管处境艰辛，他却把生活当作了一场修行。这段时间，苏轼尽量避开政治纷争，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改善老百姓的生活，而不是陷入派系斗斗。

可在这个以党派利益为主的政治舞台上，保持中立显然是个奢侈的想法。

1099年，宋哲宗去世，宋徽宗继位，新党势力下滑，苏轼终于被赦免重返大陆。可惜这时的他已经年过六旬，身体虚弱，无法再担任官职。1101年，苏轼在常州去世。

他不是那种刚愎自用的派系人，始终没法完全融入哪个阵营。新党觉得他太死板，旧党则认为他不够果断，结果就是两边都不讨好，既不让人满意，也不造成实质性进展。

他直言不讳，根本不会迎合他人，政敌想对付他那是轻而易举。像乌台诗案这种事，换成别人可能会躲避，但苏轼的才华和锋芒却真的成了他的大麻烦。

在北宋中期，党争是相当激烈的，“中立者”根本没立足之地。尽管苏轼的政治智慧很高，但面对这样的局势，他也难以应对。

苏轼虽然没能扭转自己的命运，但他的诗文、书画和政治成就却深深影响了后世，传承了千百年。这或许就是苏轼“伟大”的地方。